让我们把目光投回“时钟再次跳动”的中国。当“真理标准讨论”激荡解放思想的春潮，当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释放改革开放的活力，总设计师高瞻远瞩的擘画之中，也有着对历史深处忧患洞察入微的把握，而后者可能更需要廓清迷雾的眼界、果敢坚毅的决心。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，“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，就是从实际出发、从世界大势出发、从国情出发”。反腐败正是这样一个例子。

　　大潮初起，与思想一起解放的有利益，与体制一起松动的是欲望。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县委书记，侵吞缉私物资把家搞得像“广播站的器材仓库”，最终被枪决，成为反腐“改革开放第一案”。对此，邓小平严厉指出“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，而是大量的”，告诫全党“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”，如果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”，党和国家就可能要“改变面貌”。

　　将是否反腐，上升到改变党和国家面貌的高度，这样严峻的判断，源于对腐败问题的深切思考：如果手握权力的国家公仆，堕落为以权谋私的人民公敌；如果“保护社会共同利益”的权力机关，异化为“追求自己特殊利益”的特权集团，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背道而驰，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水火不容。在反腐败问题上，必须拿得定主意、“下得了狠手”。

　　改革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遗憾的是，反腐败也同样如此。经验表明，社会转型期的“轨道变化”制造大量“灰色地带”，伴随而来的腐败滋生，几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。腐败作为“全球性灰色病毒”，是人类文明的公敌。上世纪初的美国、二战后的日本，莫不如此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，其变化速度之快、程度之深、范围之广，可谓绝无仅有，因此也难以逾越腐败高发的阶段性特质。对于这一点，邓小平早已做出判断——“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”。

　　改革势必泥沙俱下，但如果不及时清淤疏浚，听任污泥浊水泛滥，放纵老虎苍蝇横行，就会带来灭顶之灾。美国学者约瑟夫·奈就此断言，“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遏制中国，那就是中国自己”。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迅疾发展的36年，反腐力度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成为彰显党的决心和反映社会民意的晴雨表，成为能否捍卫核心价值、展现自我革新能力的试金石。事实证明，对于腐败，要有“零容忍”的认识，更要有“下得了手”的行动。在反腐这个问题上，“力度”比“态度”更重要，“效果”比“信念”更重要。

　　当今中国，正行进在“历史的三峡”，反腐败也越发紧迫而重要。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，让社会公众产生“相对剥夺感”，振奋社会信心要反腐；特权思想、特权现象，在党和群众间隔起无形之墙，重塑执政伦理要反腐；贪官祸国，污吏殃民，是对党的宗旨信念的极大败坏，正本清源要反腐。“一手抓改革开放，一手抓惩治腐败”。今天的共产党人，正以“猛药去疴、重典治乱”的决心，以“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”的勇气，以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”的韬略，回应着一代伟人深邃的历史洞见。

　　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，邓小平提出要“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”，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，“至少要抓一二十件大案，透明度要高，处理不能迟”。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，“打虎无禁区、拍蝇零容忍”的反腐败斗争，恰如这一告诫的隔空回响。反腐需要硬手，倡廉亟待实招，十八大以来的22个月时间，史无前例的反腐力度，信守着“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”的承诺，践行了“有腐必反，有贪必肃”的誓言，让人民充满信心，让社会充满期待。

　　邓小平曾说，“腐败的事情，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，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……这个关我们必须过，要兑现”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党过了这一关。最重要的是，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，对反腐败全力支持，这是我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证。